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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露 王成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新型政党制度中国方案的陶铸
BSTRACT
摘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价值优势为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提供功能性支撑，呼应了人类发展的现实需要，彰显了新时代下我国政党制度的路径演进。优秀传统文化为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提供了效能、环境、视野、形式等契合性的价值基因。合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有助于从内生性因素中找寻新型政党制度的现实发展维度。从文化的时间延续与空间的更新脉络中可实现话语体系、制度效能和程序机制三个维度的建设方案。新型政党制度由此展现了价值汲取的功能优势从而为世界政治文明提供中国范式。
EYWORDS
关键词
传统文化；新型政党制度；中国方案
UTHOR
作者简介
王露（1991-），女，江苏徐州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王成（1969-），男，山东济南人，山东大学山东城镇治理与规划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OUNDATION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2018年度重点项目“传统‘和合’思想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基本内涵的学理逻辑及其培育机制研究”（18AZZ009）。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建设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优势
“任何一国政党制度的形成都是长期历史沉淀的产物，都是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孕育的产物。”[4]中华传统文化代表了思想和意识的积累，同时也体现了传统政治特色和传统价值取向。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探索新型政党制度在共同体建设中的凝聚力与政治发展中的话语权、挖掘中华传统文化所内生的优秀政治思想正是维持政党制度内在结构所需要的价值基因与思想支撑。因此，厘清制度的文化传统有助于把握新型政党制度所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从制度优势的角度建构中国特色的政党形象。（一）为新型政党制度提供内在动力“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大道”是理想型的精神依托，寄希望于个人道德的实现。“大道”要求全社会主体能够履行职责、彰显品德。社会环境与现实境况所形成的和谐氛围也会要求每个社会主体讲求诚信、尽职尽责、尽善尽美。“大道”是通往向往政治理性的基本诉求。但天下不仅是个人的天下，同时也是所有人的集合体。由此，“天下为公”的意指就彰显出多点凝聚的现实性指向。个体与整体在规范性的价值依存中彼此交织，形成继承发展、论证依存的契合性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5]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承接“天下为公”的历史脉络，作为政党制度发展的根本目标和发展方向，成为贯穿新型政党制度的内在基准线。新型政党制度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职能，强调各民主党派发挥政治参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人民性职能。“天下为公”的历史意蕴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提供内在动力，为各党派、团体、阶级的政治合作提供内在动力，同时为政党制度方案提供内在动力。（二）为新型政党制度提供实践方向“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礼记·中庸》）“中庸”思想提倡各安其位，要求人顺应所处境遇并履行相应的职责。“素位 ”指的是在面对特定局势之时，从本民族、本地区出发，考察实践范围之内的现实情况，从既定机遇出发、从内在根源出发，探索适合本地区发展、改变、成长的制度形式。“中庸”思想阐明了任何成功之事都需在对现状有着充分认知的基础之上来寻找自身所需要的实践方向。正所谓：“于止，知其所指，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大学·中庸》）正是从“素位”认知中形成了时代发展下的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制度探索中脚踏实地、绝不照搬照抄西方制度，由此成就了多党合作制度在国际发展趋势中的独特性。民主党派的参政能力也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不断跟进；在追求自身进步的同时也明确方向、摆正位置，努力适应共产党的先进性。正是“素位”意识中对现实需要与自我形态的认知更新，契合了新型政党制度体系内部中的政治平衡，传承并影响了我国政党制度动态发展的实践方向。（三）为新型政党制度提供秩序体系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6]中华传统文化不仅有长期发展和传承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吸收和兼并异质文化的过程。在面对其他文化之时，或选择彼此借鉴优势、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或吸收壮大中华传统文化的本体容量。遂形成了早期传统文化中包容性的思想特征。正所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墨子·兼爱中》）这种包容性的渗透形态奠定了传统文化的秩序优势。具体表现在对不同文化的长远性发展策略之上，一方面中华文化的成熟性和先进性拥有同化和吸纳周边文化的能力，另一方面中华文化在延绵不绝的传承性中展现出了强大生命力，在多次民族融合的历史碰撞中强化了文化包容性的体系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7]不同国家拥有不同的历史境遇与文化沉淀，从生存基础的角度来看政治资源，其所呈现出的状态和特性就千差万别。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体现出巨大的政治包容性。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中需要一个强大的执政党来进行核心引领与力量汇聚；同时吸纳各参政党及其他社会团体来更好地整合社会多元利益以完善制度体系。领导权的集中是发展的效率保障，但权力的集中需要建立在多元吸纳的基础之上，政治参与的广泛实现、多元一体的结构构成、不同群体的团结合作等都是政党体系所需实现的分配性目标。（四）为新型政党制度提供实现方式孔颖达在解释《礼记·郊特牲》中提出：“和，犹合也。”“和合”包含了世间万物相互之间的配合、合作、协调、合成。“和合”也包含着多元文化碰撞之后所激发的新潜能和新内容。“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大小由之。”（《论语·学而篇》）一个社会天然地会包含具有差异的个体，社会的治理方式应选择何种理念来处理多样性和一致性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传统和合文化包含了特定的礼仪规范和制度原则，建立规范框架来规定行为，并形成体系化的秩序形态。“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篇》）中“和”是行为本体、是价值产出、是实现方向。“‘和而不同’是有同有异，有顺有逆，包含‘公心以应’的‘附和’，……是‘至公大同之道’，还是为忠之道。”[8]在政党建设中，秉承了“和而不同”的价值原则并要求不同党派、组织和集体在面临共同目标诉求之下，承认彼此之间差异性的存在，共同追求既定的理想信念和行为模式。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正是以这种价值原则倡导中国方案。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各党派、各阶层、各团体、各民族，以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和发展为目标，在“和而不同”的格局中携手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拓展多元发展的纵向深度，从上至下地凸显了现代性价值。新型政党制度将“和而不同”的制度信念不断深入，将不同身份、不同诉求、不同意见汇聚为相同的责任、相同的理想和相同的方向。
二、新型政党制度建设中的传统文化基因
政治思想家萨托利指出：“现代政治必然需要政党的引领。”[9]面对西方民主困境以及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和发展多党合作制度。在牢固树立多党合作制度的领导方向和话语体系中，形成了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创新型概括，实现了关于多党合作的新思想、新需要、新部署。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历史进程。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10]这就需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11]
（一）“名非天造，必从其实”：政党职能的制度效能《韩非子》融合了儒家、法家、道家等思想，形成了独具自身特色的“形名”思想理论。其中“名”主要指涉事物的形态和名称。王夫之在“形名”思想之上提出“名非天造，必从其实”（《思问录·外篇》）。主要强调事务的本质由客观实践过程生发。“人主诚明于圣人之术，而不苟于世俗之言，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审言辞。”（《韩非子·奸劫裁臣》）在对事物进行判定的过程中，一是要初步根据其特征表现确定其外在名称，二是要从名实关系的原则之中来明确事物的分类标准，三是从发挥治国效能出发，运用参验的手段来确定名与实是否相互匹配。“名”的要求是政治体系中的位置明确，在自我职责范围之内将自身的优势最大化，并从政治结构的完善和政治秩序的持续维护中发挥制度的稳定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名非天造，必从其实。’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12]，“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包容差异，尽可能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找到最大公约数”[13]。我国政党制度之所以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刻板模式，在于其“形名”是多元主体和一元核心平行并存的结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各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者。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发挥着政治参与、团结合作、民主监督、和谐共生的政党职能。因此，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要履行转化职能，将党的纲领、方针、政策、意见转化为民主党派的自我认知，同时贯彻到民主党派的实践过程之中。另一方面也要履行保障职能，为民主党派提供发挥自身作用和创造性发展的政治空间。“要加强民主党派思想、组织、制度特别是领导班子建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提高到新水平。”[14]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完善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履行职能方法。”[15]对于民主党派而言，在提升多党合作及政治协商制度效能中，一方面要发挥民主党派的社会价值，寻找社会现实的立基点，增强多党合作的广泛性基础。近年来，民主党派不仅发挥了社会吸纳功能，同时也着重社会服务，着重培养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的现实联系。另一方面要发挥民主党派的政治价值。2015年5月，中共中央出台《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对民主党派基本职能增添了时代要求，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基础上还需要履行政治协商的职能。这就需要民主党派在不断拓展民主监督及参政议政的政治空间之外，还要积极获取并提供契合性的政治资源。从政党思想建设职能、参政议政职能、组织发展职能以及协商合作职能的培育来提升多党合作的政治效能。（二）“因时而变”：适应环境的政策更新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提出：“‘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要摒弃不合时宜的旧观念，冲破制约发展的旧框框，让各种发展活力充分迸发出来。”[16]“明者因时而变”出自汉代桓宽的所著《盐铁论》，其意在于随着外部调节的变迁，内部作用机制也应该相应的产生变更。在观念交错与时代更替中要学会脱离旧制度的框架去找寻新的运作方式。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并不是完全脱离现实基础去寻找新的适用空间，而是在原有思维的基础之上，生发与凝练出更符合现实效应的认知思路，围绕这一思路将更完善地实现时代发展的成果。“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周易·益卦·彖传》）等都传达了因时制宜、善于变通的思想内涵。“因时而变”凸显了不同环境下相互作用的力量支撑，通过在所处环境中寻找到双向发展的自我调节方向，是政党制度对外部基础作出的现实回应。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结合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我国国情现实。正是因为实时融入环境的发展变化中，新型政党制度在新时代依然延续制度的魅力与优势。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建设作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更新，使政党制度的战略性优势得到不断加强和巩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好体现这项制度的效能，着力点在发挥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作用。”[17]我国社会结构与经济体制的多元转轨，代表了新型政党制度发展的新方向。新型政党制度所内嵌的整合机制是政党政治不可或缺的必要特质。“通过统一战线加强与社会新阶层的联系，从社会新阶层中发现和培养优秀分子……为党的队伍增添了新鲜血液。”[18]以中高级知识分子为主的民主党派同样十分注重新视野的制度拓展。在政治建构中吸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新的参与渠道建设中提供新阶层的实践路径，在整合政治诉求中注重新利益的“因时而变”。“在民主党派成员中，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12.36万余人，占比达11.6%。”[19]（三）“同心同德”：多元一体的合作视野《尚书·泰誓中》曰：“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同心同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脉络根基，协调、合作的方式来治理天下、处理政事时，需要所有人以共同的信念来实现同一个目标，才能够实现合作的现实效力。“且天下尝同心并力攻秦矣，然困于险阻而不能进者，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尚书·尧典》）中所谈到的就是同心协力万众一心的合作形式。“同心同德”不仅以“共生之道”为立基之根本，同时也形成了“共在”的伦理关系。正是“合内外之道”（《礼记·中庸》）的德性要求在道义原则上坚持了普遍主义的理想真理，另一方面也在伦理关系上确保了相互之间的独特性，为政治行为提供文化意义上的对话模式。“同心同德”为政治图景增添了多元一体的道德蓝图。“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20]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基础，立基于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思想政治基础在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都有着不同的性质表征。新时代多党合作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共同基础，在长期的艰苦奋斗、不断积累和创新转化中实现了多元一体的合作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了发展进步的政治视野，树立了团结奋进的旗帜，同时也指明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愿景。由此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同心同德、兴民兴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加强大团结大联合，同心同德、共襄盛举。”[21]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特性体现了各种力量的政治整合，并致力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和群体。新型政党制度以其制度的联动性将各党派、各民族及各阶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形成合力为中国共产党提供强大的能量支撑。新型政党制度“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22]，彰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积极应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大事和难事，一步一个脚印走出中国道路。（四）“兼听则明”：协商民主的独特形式2017年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做到兼听则明、防止偏听则暗，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23]“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资治通鉴·唐纪·唐纪八》）来源于魏徵给予唐太宗有关如何做圣明君主的谏言。这其中的“兼听众论”的思想为历代统治者提供了政治行为视角。“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管子·君臣》）在中华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国家强盛、太平祥和的朝代与懂得“兼听则明”的贤明君主息息相关。“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潜夫论·明暗》）正如毛泽东所说：“唐朝人魏徵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24]“推进协商民主，有利于完善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25]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政党协商体现了我国民主政治的创新型发展，具有独特的政治意义和价值指向。政党协商起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时，于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奠定，并随着改革开放与新时代发展而不断完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26]政党协商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同时又是在方式深化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政党协商需要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针对全面深化改革所涉及的重大问题，通过调查研究与理论研究，以协商的方式提供可操作性的建议和前瞻性的创议。政党协商为党和国家科学执政、有效治理、合理决策提供坚实有力的重要作用。政党协商协同政府协商、人大协商带动社会协商及基层协商的深入发展，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体系的规范结构。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共识的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强调基于多元文化而达成的政治共识，以实现共同体利益最大化为推进目标。“公共理性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27]协商民主的价值目标是以个体理性来建构公共理性。而公共理性的存在遂构成政治共识的凝结。相比西方自由民主中个人利益的表层罗列，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更强调整合过程下政治共识所代表的制度公共性。新型政党制度在人民民主的要求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注重以协商民主的方式来实现共同体利益最大化。“人民内部各方面广泛商量的过程，就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28]
三、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新型政党制度的中国方案
“马克思主义已经内在地包含着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因子，中国传统文化也在诸多方面同马克思主义有着文化契合点，二者之间存在着融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29]随着新型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推进，借鉴传统文化为参照来实现政党制度的现实转型，是形成中国方案的内生性视角。因此，在发展方向的要求下，坚持问题引导与现实需要的应对，从而更好地满足政治文化视角下新型政党制度完善的切实举措。
(一）从“大同思想”中构建政党制度的话语体系《礼记·礼运》中提出了大同社会的理想形态，体现了儒家对建设美好社会的相关构思。大同思想以其“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政治憧憬寄托了孔子所向往的高尚境界。“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在儒家大同思想中，“道”一方面代表了政治层面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也是个体层面的道德追求和高尚品质。这种远大理想构筑了儒家的社会愿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这里的天下是每个人的天下，实现大同理想的社会状态需要全体社会成员从“道”的理想高度去实现文化共识。制度认同通过大同思想聚焦于文化共识，政党制度的建设可依托于文化环境的历史赋予。政党制度建构不是单向性的自说自话，不代表自我范畴内的闭合性制度建构。在应对西方制度话语权的全面覆盖中，持续开拓新型政党制度的“大同”之路是时代变革中的建构性要求。应在全球范围内拓展政治文化交流的比较视野，拓展大同思想所传递的人类生存价值理念在世界范围之内的互通道路。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交融碰撞中创新我国话语体系的表达路径。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内嵌自我价值，增强新型政党制度的语言阐释力，为世界政治进程中增添中国方案。“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早就向往人们的物质生活充实无忧、道德境界充分升华的大同世界。”[30]结合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与政党实践道路来提炼和创新话语表达的更新路径。我国政党制度走过了70多年的风雨浪潮，在助力乡村振兴、实现脱贫攻坚的战略长线中，提供了话语体系建构的历史性机遇。在特殊的政治使命中更应抓住传统文化的精神根基，力求构建新时代独特的话语表达。“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31]因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体系应包含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所借鉴的大同思想。从文化延续性中实现政党制度具体运行，同时探索大同思想的实践内涵，为新型政党制度提供话语建设的基本导向。（二）从“仁爱共济”中提升政党制度的合作能力在传统的人际交往中，传统文化中所内构的主体展现出独特行为模式。“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儒家所强调的爱是有分别有差等的爱，在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多样关系，要将社会构造和观念伦理融合于父子、君臣、夫妇等关系之中。仁爱包含了和谐相处、宽容平和的原则理念。在获得社会之爱的同时，自身也要为社会作出相对应的贡献，由此才能够达到仁爱的原则。传统文化提倡以“仁爱共济”的价值贯彻于安身立命的活动指南。如“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以博爱为仁”（《近思录·道体》），“柔仁博爱之道”（《柳宗元集·古圣贤碑》），等等。从人与人合作共筑“礼”的秩序之中建造中华民族“仁爱”的思想系统。以文化创造力来激发多党合作制度的现实活力，从而维护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合作地位。民主党派在党际关系中的实现着力点联结着参政议政的政治职能，需从建设方向中探索新型政党制度中合作性与共生性的现实路径。“仁爱共济”的历史沉淀有助于形成党派成员的政治认同，从而更好地巩固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由此必须强化民主党派对自身使命、任务、宗旨、原则的了解，站在优秀传统文化导向的高度来理解作为参政党的一分子所应承担的政治责任、政治自觉和政治认知。强化民主党派对政党制度、多党合作、统一战线的高度认同感。由此培养民主党派成员的参政议政的政治意识与合作能力，不断激发国家政治生活建设的社会使命与社会重任。培养不同领域主体的政治素质与文化素质，致力于建设新型政党制度下参政议政的核心队伍。在政党能力建设中，要加强民主党派合作职能的外在体现。不断发挥诉求接纳、意见沟通、建议整合、利益最大化的组织引导力，强化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的责任本位与核心导向，在诉求接纳中能够了解民意、倾听民声、对民负责；在协商沟通中要不断协调关系、化解困难、解释问题；在意见整合中要建言献策、反映问题、寻找最大公约数。在面对不同问题和不同意见的同时要学会正确认识问题的根源，从问题的产生之处来解决问题。另外，民主党派要协同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与各级政府之间团结协作，在合作共识的道路中推进政党民主、求同存异、团结一致。不断彰显协商沟通中大范围、大视角的全面化政治吸纳；以及从多元化、一体化的引领中实现合作共事的政治目标。（三）从“中正和合”中落实政党制度的协商机制“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管子集校·兵法》）和合之根本就体现了“道”的内在统一性。以“道”引导民众，将会维持秩序和谐，以“道”教化民众，将会带来政治团结。“道”之根本就体现了和的意蕴，“道”之作用就体现了合的价值。在秩序和谐与政治团结之上可以协调关系，关系协调后将输出一致性成果，即“合则强，孤则弱”《（管子》）、“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单则易折，众则难摧”《（北史·吐谷浑传》）；从和衷共济出发不断增添实践行动能力。在多党合作的制度层面，要挖掘政党制度的适应张力，充分利用政治协商中政党制度的具体作用。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完善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落实机制。”[32]落实政治协商的具体机制并将协商纳入决策过程。从文化的特性中展开政党制度的独特张力，在协商的方面、层次、主体、要求中明确政党协商的具体内容。在政党协商的机制中，要不断落实民主党派的协商表达权，落实专业调研和研究的参与权；落实相关议题的知情权。政党协商制度则需要提供一个规范化的体系机制，提高党派成员形成具体方案的政治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完善政党协商制度决不是搞花架子，要做到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言之有度、言之有物。”[33]政党协商作为一种民主政治方式和民主监督形式在程序化的具体安排中内嵌于政党制度机制的完善，使得制度建设趋向成熟化、定性化。政党协商在制度建构中应持续推进“中正和合”的价值功能，在建构党的领导权威性与民主性合法基础中要积极贯穿协商制度体系建设。新型政党制度建设要着眼于政党协商的建构方向，从体系逻辑中进行规划和安排，积极推进制度体系建设。在机制建设和分配中，聚焦主体、议题、平台等方面的机制探寻，重点推进政党制度的具体实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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